一個音樂界朋友說，過去這些年，台灣有許多資深音樂製作人去中國大陸，畢竟錢多市場大，充滿無限的可能，但是最後許多人卻又回到台灣。理由是，大陸沒什麼好案子可以做。主流音樂工業更有興趣幫那些真人秀歌唱比賽的得獎者出專輯，因為他們已經有高人氣，容易成功。這些公司沒有耐心培植好的新創作者。
主流音樂公司沒興趣培植創作者，對獨立創作的歌手來說，則是沒時間創作，一年到頭太多音樂節，錢賺不完，谁愿意放棄唾手可得的銀子？於是我的一個民謠歌手朋友刻意去雲南，希望遠離繁囂，好好地靜下來創作與排練。
另一個台灣建築界的朋友在多次去中國擔任評審後感嘆說，中國現在非常國際化。年輕建築師現在太多機會、太多資源，尤其他們現在都放眼世界，希望成為世界建築地圖上的新星。相對的，台灣的年輕建築師連在台北都沒什麼案子，只能在台北以外的其他城市，乃至比較鄉村的地方，去實踐自己的夢想。
然而，這些不在台北的建築師卻在這幾年不斷獲獎。他們在所在地認真思考建築與小區的關係，探討作品與環境和人的深刻連結，因而慢慢摸索出自己的方法論。尤其是，不少年輕建築師都受到一位資深建築師黃聲遠的影響。黃聲遠有哈佛學位，但回台後卻長期根植於宜蘭，工作室就叫“田中央”，其建築作品也大都是宜蘭的公共建築。如今，他不僅在中國具有很高聲望，作品也正在從日本到歐洲巡迴展覽。這是台灣的希望之光。
我的上一篇專欄《台灣的沉靜vs.中國的浮躁》得到許多讀者的不同迴響，但更多領域的狀況似乎輔佐了該文的論證：中國此刻遍地黃金，市場廣大，人們不斷向前衝，這對商業創新或許是好事，但是對文化創造未必。因為文化必鬚根植於生活，必須透過不斷的累積與醞釀，必須在反思中前進，不可能是一蹴而就。
中國當然有許多願意慢火蹲點的創作者，也可能比台灣有更多資金願意支持這些創作，但那都不是時代的主旋律。一個影評人跟我說，他們要選出2016年的十大華語片，中國部分實在是少到難以選擇，反而台灣會有兩三部。
在上次專欄也提到，台灣的小與慢，來自土地與民間的深厚生命力，反而應該可以給予創作者更多的力量。
我也舉例來自緬甸但在台灣學電影拍電影的導演趙德胤，最新作品《再見瓦城》肯定是今年兩岸三地最好的華語電影之一。他的例子對台灣也深具意義。因為，趙德胤之前有馬來西亞的蔡明亮，也是在台灣學電影拍電影，而成為一個世界級導演。新加坡年輕導演陳哲藝兩年前的電影《爸媽不在家》打敗許多大師，拿下台灣金馬獎的最佳影片。這些台灣以外成長的電影工作者曾經深受台灣新電影影響，看著楊德昌、侯孝賢長大，現在換他們在台灣發光發亮。
在文學上，許多馬來西亞作家在台灣讀書、寫作，壯大了所謂“馬華文學”。是台灣，而不是中國，讓他們可以在馬來西亞之外長出新的枝幹。
這是台灣最大的利基點：面對龐大的中國，台灣應該要思考的是，如何利用台灣的人文傳統、創作自由，三十年來累積的社會能量，和適當的政府政策，更開放地吸引外來創作者，讓台灣成為華語世界最重要的創作基地。
反過來，對台灣的文化創作者來說，中國市場當然可以去，畢竟文化藝術應該和不同的人群溝通，但要小心黃金變成一種毒藥。例如，一個表演藝術團體可以一年去幾個大陸城市巡演，也可以整年在中國幾十個城市巡演，但後者將使創作者沒有時間沉靜下來，而且當大陸市場成為你的全部時，你會放棄說自己土地上的故事。
當然，對文化創作者，目前台灣市場或許並不夠大。然而，兩千四百萬人口並不少，許多歐洲國家甚至少於這個人口數，卻能有豐厚的文化實力。關鍵在於，台灣的文化市場還有許多開發潛力，因為長期以來，我們的教育沒有培養公民對藝術與閱讀的興趣，我們的媒體更沒有提供充分的信息與討論讓公民去認識與欣賞文化創作，這才是台灣最大的問題。
改變我們的教育與媒體去擴大文化受眾，讓創作者從自己的土地得到更多的養份，讓我們更開放地成為亞洲創作者的平台，然後讓這些創作者可以勇敢地走向中國與世界。這是台灣該有的文化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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